家卖鸡,他就会到别处去的。”

大婶“嗯”了一声,便小跑起来。

望着大婶干瘦的身影,我妈叹了一口气:“你大婶命苦啊,你大叔和你爸那次在煤矿出事后,你大婶就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过。现在还好,一个初中,一个小学,以后上高中、大学可怎么办?现在的学费,全指望她在曹菊的塑料鞋底厂干活挣钱。没结婚的都不敢在里面做太久,听说做久了就不能生孩子。你大婶才做一年半,现在总说自己胸闷,喘不过来气呢。”

我随口问:“大婶还不到四十岁吧,那她怎么不改嫁呢?改嫁也有人替她养孩子。”

我妈白了我一眼:“改嫁就那么好改的?农村人,只要日子能过得下去,有儿有女的,谁去改嫁?再说了,就是她想改嫁,哪里去找那么合适的人?”

正说着,大婶带着“收死鸡的”一前一后过来了。一看到那个“收死鸡”的,我不禁笑起来:“宋小帅,是你啊?”

宋小帅也看到了我,看了看我的家,高兴地说:“杨海燕,原来这就是你的家?我以前经常来这个村的,你们村里人多数养免子,鸡鸭养得少,后来我来得就少了。今天正好路过,我随便来转一圈,没想到就遇见你。”

说话间,大婶的鸡又死了两只,望着刚才还活蹦乱跳的鸡倒在地上,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了,大婶心疼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。因为是生瘟疫死的鸡,宋小帅按照他收死鸡的惯例,出价是一块钱一只,但大婶要一块五一只。宋小帅看了看我,大方地说:“一块五就一块五吧,六只你全卖吗?”

大婶犹豫了很久,最后还是狠下心来说:“留一只吧,整天青菜、萝卜的,我家两个讨债鬼早就馋死了。”

于是就留下来一只,五只鸡卖了七块五元钱。宋小帅把死鸡一只只扔进自行车后的筐里。那是一辆破旧的加重自行车,车后面有一个大筐,筐里面横七竖八地放着大半筐死鸡。

317。

宋小帅看我打量他自行车,解嘲道:“我这辆车,除了铃不响,其余什么地方都响。没办法,现在卖的那些轻便自行车中看不中用。”

我妈听说宋小帅是我同学,赶紧热情地招呼他到我们家坐,还给他倒了满满一杯白糖水。宋小帅真的渴了,毫不客气地一把接过来,仰天“咕咚咕咚”几口就喝光了。

我妈望着他喝水的模样,一脸欢喜。

喝完水,我妈关切地问:“你结没结婚?多大啦?”

宋小帅爽快地回答:“我还没结婚,和海燕一年生人,比她大三个月。”

我妈满意地点点头,别有深意地望着我笑。

知母莫若女,自从我这次回到家,我妈一看到和我年龄相当的男孩就两眼放光。我故意装作没看到她的递过来的眼色,转头奇怪地问宋小帅:“你比我大三个月?你怎么知道你比我大三个月?”

他脸“腾”地一下红了,不好意思地挠挠头:“于娟说的呗,你还不知道吧,顾斌就是和于娟结的婚。”

听了这话,我惊讶地瞪大了眼晴。我清楚得记得,我们初中时的同学,都是邻近几个村庄的学生,彼此之间都很熟悉。那时的学校周围,一到春暖花开之际,学校就被掩映在墨绿色的小麦、黄灿灿的油菜花、细长的芦苇和许多叫不出名字的青草野花之间。每到这个季节,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。特别是女孩子们,都正值豆蔻年华,课余时间,我们常常三五成群找个地方坐下,然后谈论理想、事业和爱情等等朦朦胧胧的话题。

这个世界对于我们是那么的新奇,我们最常谈论的,便是班里的男孩们。每每提到顾斌,于娟总是不屑一顾:“闷葫芦一个,三脚踹不出个屁来,谁嫁给他谁倒霉!”

想到这里,我不由笑出声来:“顾斌和于娟,都不知道他们是谁追谁的呢。”

宋小帅哈哈一笑:“他们谁也没追谁,想起来真有意思。你应该还记得汪秀丽吧,就是个了很高,坐在后排的那个女孩子。”

我点点头:“记得的,长得很漂亮,好象比我们都要大两岁。有一次,老师让她到黑板上板书,她磨磨蹭蹭到黑板前,拿着粉笔,就是不写字,把老师气得半死。”

宋小帅连连点头,兴高采烈地说:“对对对,就是她,她和顾斌是一个村的。初中毕业后,她们都没有继续读书。你也知道,中考升学率那么低,当时我们班五十几个同学,上高中、中师加起来才只有一、二十个呢,考上大学的也不过就那几个人,还包括你这个没考上没去上的。所以,大多数同学都外出打工了。张云叶也是初中毕业就到广东打工的,张云叶就是坐在我后面的那个女孩,你一定记得的。有一年张云叶从广东打工回来,她想找几个同学聚一聚。她先去于娟家找于娟玩,然后两人又去汪秀丽家找汪秀丽玩,汪秀丽不在家,于娟和张云叶就坐在汪秀丽家的草垛边等,正好被顾斌看到了,就把她们两人领到家,管了一顿饭,后来几个人开始走动,于娟和顾斌就谈上了,现在儿子都快三岁了。”

乍一听到这么多同学的消息,我仿佛又回到了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。不过是短短的七年时间,真是物是人非。原来我的这些同学们,并没有几个象小英那样强烈地渴望出人投地,也没几个象曹菊那样大富大贵。他们平平淡淡生活在这片土地上,守望着清贫而安稳的生活。同样都是农村出身的人,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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