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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车把章娜带到地铁站口,一直看着她穿着红裙的背影消失在如潮的人群中,才拔转车轮驶向医院。

星期六上午的病房里人来人往,趁着休息天来探视的病人家属很多,乱哄哄的,大人叫、孩子闹,很有一点喜气洋洋的欢庆的气氛。

我无可奈何地躲进办公室,陪着今天值班的洪良翻阅病历。洪良兴致勃勃地说着在我离开以后医学院里发生的变故。

他告诉我,现在的澡票己经涨到二块五,学生们只能在洗衣间里冲冷水澡,省下钱来去买四块钱一包的“阿诗玛”抽,还有看守宿舍大门的半大老头子,那个打过珍宝岛之战的老退伍兵,有一天半夜被校公安处的堵在门房里,房门砸开后,终于发现屋里另有一个光着身子的女人,搞了半天才清楚那是老英雄花了五千块从老家买来的媳妇。

“哎,师兄,还有一件事咧,”洪良隔着办公桌,从两、三米的远处向我伸长了脖子,“你还记得老叶师傅吧?”

“老叶……师傅?”我愣了一会儿,在脑海中迅速地搜寻与这个词组配套的图像,“是不是食堂里的头头?老烟枪?”

“对对对,就是他,开饭的时候,他总是一副五斤狠六斤的样子,”洪良使劲地点着脑袋,脸上忽然现出浓重的杀气,“他死掉了,就在我毕业前的一个月。”小医生恶狠狠地撇了撇嘴。

“哦?他死掉啦?”我来了兴趣,“肺癌?”

“不是……不是。”洪良很看不起我的想象力,身子靠在椅背上,嘲弄地望着我。

“那…,怎么死的?”我决心问个明白,隔着两米多远朝洪良伸长了脖子。

洪良的表情坏坏的,带着恶作剧的兴奋:“食物中毒。”

“哈哈哈哈!”我俩同时爆发出一阵大笑,“哈哈哈!好!死得好!谁让他卖臭r臭鱼给我们吃?多死几次才好!”

刚在办公室里吃过午饭,鲍主任打来电话,让我赶到车站医院去。

当我热汗直流地赶到车站医院门诊部,鲍主任隔着老远笑mī_mī地朝我招手:“哦!小黄,你来得很快嘛!好好,年轻人守时间,很好,很好!”说完,他一步三摇地踱着四方步走进了一间诊室,我留意到门口墙上新贴着一张红色海报,“特聘骨科专家鲍主任长期驻诊”,几个大大的黑墨字下面有几行中楷,无非是老鲍的资历和“手到病除”之类。

门诊室很大,分置得很简单,用白布单拉成内外两间,外间放着张写字台,作为我和老鲍接待病人的地方,里间安置了几张木床,准备等一会儿让病人趴在上面注s。

今天是老鲍在车站医院挂单的第一天,因事先在《新民晚报》上登了广告,病人来得很多,我一面忙着给老鲍记录病历,一面开票让前一个病人去交费,随即给老鲍准备好针筒和药水交到他手里,空闲时候挨个观察病人有无不良反应,整个下午,陆陆续续看了四、五十个病人。

一个疗程收三百,今天一下午实现了一万多的gdp。

收摊的时候,我挺着又酸又麻的腰眼,从口袋里大把大把地往外掏病人交来的收据。鲍主任笑逐颜开地点着白纸条,同时在小计算器上飞快地按着,好象面前一堆已经变成了黄的条子,白的大头,绿的美刀。

我坐在老鲍对面的椅子上,望着他喜孜孜的表情,过了一会儿,他终于算完了,满意地出了一口气,说:“嗯,好啊,一共一万六千五,哈哈!小黄,”他看了我一眼,“等急了吧?”

我刚要客气一句,交费处的女孩子抱着钱箱走了进来:“啊哟!鲍主任,不好意思哦,让你久等了……”

老鲍不耐烦地用右手在空中一劈:“哎!不要讲客气话!你那收了多少?”

“哦,一共是一万四千五百五十块钱,对不对?”

“什么!”老鲍的眼珠瞪得有**蛋那么大,“数字不对!你算错了,再算一遍!明明是一万六千五,怎么少了两千?”

“少两千?”女孩停了停,脸上浮出一丝冷笑,“还有药费咧……”

“药费?”老鲍一怔,显然他忘了在谈判的时候堵上这个漏洞,“那那…那也不能收那么多呀!五十几个病人收了人家两千的药费,这太说不过去了吧?”

他两手手心朝上往外一摊,眼睛期待地看着我。

我暗自核算了一下,少算两千块钱就损失了我的二百,岂能善罢甘休?

“就是呀,一个病人光药费就要花四十块,这个药价定得不合理,”我凑上去帮腔。

“就是呀!药价不合理!”老鲍有了我撑腰,愈发得意地摇晃起脑袋。

“我们医院的药价是物价局定的,又不是我们想怎么样都行,”女孩冷冷地看我一眼,“再说,你们医院的药价也是物价局定的哦?”

“这,这……这,”老鲍一时语塞,和我对望了一眼,无可奈何地坐回到椅子上,“好吧好吧,”他摆摆手,“按你们的算吧……”

天色已经发暗,初秋的上海,明显地感觉到白天变短了。揣着一千四百五十五块,我蹬着自行车慢吞吞地骑回了家。

快到家的时候路过“顶顶鲜”超市,我下了车走进去想买一桶农夫山泉。正提着水排队交钱的时候,有人拍了拍我的肩,我回头一看,孙东正冲我“嘿嘿”

直乐,油光光的头发梳到脑后,扎成一把辫子。

“要死呀,你男扮女装啊,走出去吓得死人哪!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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